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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日出具欠條與收據之債權債務的司法認定

      2019-08-19 00:00:00
      同日出具欠條與收據之債權債務的司法認定
      詳細介紹:

      同日出具欠條與收據之債權債務的司法認定

       

       

      來源:人民法院報

      文:安建須   武漢大學法學院

       

       

      【案情回放】

      黃某向何甲、何乙和盧某供應乳膠,并于2006年12月11日向黃某出具欠條一張,確認欠黃某貨款63590元。此后,黃某又向何甲、何乙和盧某供應了價值4900元的乳膠,兩筆貨款共計68490元。

      何甲、何乙和盧某對欠條真實性及其又收取黃某價值4900元乳膠的事實均予確認,但辯稱欠條是在2006年12月11日上午出具,當天下午三人即清償了30890元,并提交了由黃某出具的收據一份。該收據載明黃某已收取貨款30890元,出具時間與欠條形成時間為同一天。黃某對收據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稱該筆款項系其與何甲、何乙和盧某另外一筆貨物交易的貨款,當天上午,其收取了該筆貨款并出具了收據。當天下午,雙方經結算,何甲、何乙和盧某在清償30890元貨款后仍欠63590元。何甲、何乙和盧某出具的欠條即屬對該欠款金額的確認。

      一審判決:何甲、何乙和盧某應向黃某清償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63590元及其新收的貨物價款4900元,合計68490元。何甲、何乙和盧某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何甲、何乙和盧某辯稱其已部分清償欠條所載欠款金額,則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因其不能舉證證明,故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不同觀點】

      收據載明的還款金額是否應在欠條記載的欠款金額中予以扣減,是本案的爭議焦點。

      第 一種觀點認為,本案收據上載明的還款金額應在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中予以扣減。理由為:黃某持有的欠條雖能證明其與何甲、何乙和盧某之間存在63590元貨款的債權債務關系,但何甲、何乙和盧某持有的由黃某出具的收據,也同樣能夠證明其已向黃某清償了30890元貨款的法律事實。黃某主張其已收取的30890元貨款不包含在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內,則應由其承擔相應舉證責任。而在本案中,黃某對此不能舉證加以證明,故可認定收據上載明的還款金額30890元即是為清償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而為的部分給付。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案收據上載明的還款金額不應在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中予以扣減。理由為:如果收據上載明的還款金額是部分清償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依生活常理及習慣,何甲、何乙和盧某則會要求黃某在收據或欠條上注明其已償付部分欠款的事實。但本案所涉收據或欠條上均缺乏該種記載,由此可推定黃某已收取的貨款并非清償欠條上載明的欠款。故法院應對黃某的訴訟請求予以支持。

      第三種觀點認為,黃某出具的欠條證明了其與何甲、何乙和盧某間存在63590元的債權債務關系。何甲、何乙和盧某提出抗辯,稱已清償此債務中的部分貨款,則應對該辯解舉證證明。三人稱欠條簽署于上午,收據形成于下午,即主張收據形成于欠條之后,但卻不能對此予以證實,也不能舉證證明收據所載的還款金額是用于部分清償欠條上載明的債務金額,故其抗辯主張不足采信,法院對黃某的訴訟請求應予以支持。

      【法官回應】

      案件事實真偽不明時應依法分配舉證責任

      本案之關鍵在于何甲、何乙和盧某所償還的30890元貨款是否為清償黃某所主張的欠條上載明的63590元欠款金額而為的部分給付。在當事人雙方均不能提供其他證據對各自的主張加以佐證的情形下,法官只能依據收據與欠條在形成時間上的先后關系作出判定。

      若出具收據的時間在出具欠條的時間之后,則可認定何甲、何乙和盧某已向黃某部分清償了欠條上載明的貨款債務金額;反之,若出具欠條的時間發生在出具收據的時間之后,則即可認定何甲、何乙和盧某對黃某仍負有68490元的貨款債務。

      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收據與欠條的形成時間為同一日,即便借助現有司法鑒定技術,也不能準確鑒定出收據與欠條在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在無其他證據佐證的情況下,兩證據孰先孰后遂處于無法辨別之狀態,案件事實亦隨之真偽難辨。

      當案件事實處于真偽不明時,法官卻不得因此而拒絕裁判,此時,舉證責任如何分配就直接決定了案件的判決結果。聯系本案,厘清收據與欠條在形成時間上先后關系的舉證責任應由黃某承擔還是應由何甲、何乙和盧某承擔,則成為裁決本案爭議之關鍵。

      首先,根據“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原則及《zui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若干規定》)第五條中“在合同糾紛案件中,主張合同關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當事人對合同訂立和生效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之規定,黃某作為主張貨款債權的一方,應承擔證明本案買賣關系成立及貨款具體金額的舉證責任。

      由于黃某作為證據提交的欠條的真實性已經由何甲、何乙和盧某確認,故該證據能夠證明雙方當事人之間存有63590元貨款之債權債務關系。因此,相對于黃某的訴訟主張而言,黃某已完成了本案的舉證責任。

      何甲、何乙和盧某在承認欠條真實性的同時,提出了積極的抗辯主張,辯稱三人已部分清償了欠條載明的債務金額,意在表明欠條上載明的63590元貨款債務已因其部分清償(30890元)而發生了欠款金額的變更。這實質上等于在訴訟過程中提出了新的事實主張。

      依據《若干規定》第五條中“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終止、撤銷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之規定,何甲、何乙和盧某應對其所主張的本案債權債務金額已發生變更的法律事實提供證據加以證明,即何甲、何乙和盧某應承擔本案債權債務之法律關系已發生內容變更的舉證責任。

      為此,何甲、何乙和盧某須舉證證明以下事實的存在:第 一,黃某已收取過30890元貨款;第二,該款項是為部分清償欠條上載明的63590元欠款金額而為的部分給付。

      該第 一項事實主張已因黃某本人對收據的確認而得以證明。問題的關鍵是,在沒有其他證據加以佐證的情況下,何甲、何乙和盧某若要證明第二項事實主張,在邏輯上,就應當舉證證明本案收據出具的時間發生在本案欠條出具的時間之后。只有這樣,其所提交的收據才能在本案中被認定為有效的反證,其抗辯主張才能部分吞并黃某的訴訟主張。

      然在,何甲、何乙和盧某作為證據提供的收據只能證明黃某收取過其交付的30890元款項,卻不能夠證明該款項償付的時間發生在欠條形成的時間之后,即不能夠證明其所償還的30890元是為抵充黃某所主張的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而為的部分給付,那么,其抗辯主張則不能部分吞并黃某的訴訟主張。

      是故,何甲、何乙和盧某依法應向黃某清償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63590元及其新收的貨物價款4900元,合共68490元。

      前述第 一種觀點錯誤地將黃某的舉證范圍擴大,從而違反了舉證責任的分配規則。本案中,黃某訴請法院判決何甲、何乙和盧某支付貨款63590元。對此,黃某提供了欠款為63590元的欠條予以證明。在訴訟法理論上,可將黃某持有的欠條證據歸屬于本證范疇。相對于其訴訟請求而言,黃某已然完成了自己的舉證責任。當何甲、何乙和盧某依據其持有的收據主張其已清償30890元貨款債務的抗辯,而在黃某對其該筆還款有合理解釋(黃某稱該筆還款系雙方另外的交易貨款)但卻不能提供證據予以證明的情形下,黃某并不額外負有證明雙方之間除前述的63590元貨款債權債務關系外,尚另存在30890元貨款的債權債務關系的舉證責任。此時,在何甲、何乙和盧某并未對其已償還的30890元貨款屬抵充欠條所載欠款金額的抗辯主張完成舉證責任的情形下,法院不可將此30890元還款非屬清償欠條債務的舉證責任轉移給黃某,讓黃某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第二種觀點籠統地以“如果收據上載明的還款金額是部分清償欠條上載明的欠款金額,何甲、何乙和盧某則會要求黃某在收據或欠條上注明其已償付過部分欠款的事實。反之,則有違生活常理及習慣”為裁判理由,表明其裁判邏輯只是依據生活常理及習慣而為判斷,而不是依據法理、法律規定進行分析推理,且所謂的生活常理和習慣又不具有事實上的說服力。這必然導致裁判結論雖然正確,但判決理由明顯不充分。因為,一方面,在債務部分清償情形下,債務人要求債權人在收據或欠條上載明已清償的欠款金額,雖有助于債權債務金額的清晰明確,但此種厘清債權債務的方式尚不足以被認定為生活必遵之常理,也無證據證明其為交易必行之習慣。另一方面,何甲、何乙和盧某辯稱欠條是在上午出具,收據是在當天下午出具,也并非與交易常理不合而全無可信性。故該觀點說理論證蒼白。

      第三種觀點則依據法理、法律規定進行分析推理,主張把證明收據所載收款金額是用于清償欠條所載欠款金額的舉證責任分配給債務人何甲、何乙和盧某承擔,符合“誰主張,誰舉證”的民事訴訟原則及《若干規定》中的舉證責任分配之規則,具有較強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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